2014年6月13日，省精卫中心门诊眼科在医院门前开展了以全国爱眼日主题“关注眼健康，预防糖尿病致盲”的宣传义诊活动。免费为市民进行了白内障筛查、糖尿病眼底检查、打激光等服务。70余名患者受益，同时发放“爱眼护眼”宣传单300余份。

为了提升中层干部的卓越领导力，掌握有效沟通的技巧，改进医院各部门之间的合作，提升医院业绩。2014年6月12日，我们省精卫中心特邀请西安杨森大学战略伙伴发展学院院长，获美国北弗吉尼亚大学MBA，国际知名培训机构DDI公司授权讲师杨森才教授来院，为中层干部做了一场《人际风格与有效沟通》的培训。培训现场互动活跃，中层干部们通过风格测评，清楚了自己的人际沟通风格，找到了个人沟通优势和需改进领域，掌握了有效沟通与影响力的技巧和原则，以及与不同行为风格的人相处技巧，从而获得健康人际关系，逐步让自己成为受欢迎的领导者。

2014年6月7日，全国政协和国家卫生计生委《精神卫生法》调研组到我院就《精神卫生法》实施情况进行调研。调研组由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率队，成员包括全国政协、国家卫生计生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综治办、媒体记者共14人。辽宁省政协、卫计委、财政厅、人社厅、综治办的领导同志一起陪同调研。调研组首先听取了王哲院长关于我院情况及精神卫生法实施情况汇报。在汇报中，王哲院长针对《精神卫生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措施。一是政府对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投入不足。《精神卫生法》实施以来，政府对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投入没有明显增加，各级医疗机构基本还是靠医疗收入维持医院营运，面临着“保生存,难发展”局面。医院基于生存的需要，无能力承担更多公共卫生职能。以我院为例，90%的住院患者是农村贫困患者，每年4000多万的医疗收入加上省财政拨款，仅仅能满足职工工资和基本营运，没有多余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设备更新、人力资源建设上。建议措施：加强政府经费投入，促进持续发展。按照《精神卫生法》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精神卫生工作需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保障精神卫生工作所需经费，将精神卫生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国家应出台配套措施，督促将法律要求落到实处。一方面要增加精神卫生机构经费投入，保障医院发展需要，为医院解除后顾之忧，才能有更多精力承担政府需要的公共卫生职能。另一方面要增加精神卫生防治经费的投入，让精神卫生防治机构有经费开展技术培训、技术指导工作。省精神卫生中心作为全省精神卫生防治技术支撑单位，承担了大量公共精神卫生工作，建议财政拨款占职工工资总额的80%-90%为宜。二是精神卫生人员待遇过低，严重影响工作积极性。我院平均工资2,960元，是同级别综合医院的50%左右，没有其他特殊福利待遇，精神科医务人员还要常年忍受患者的侮辱、打骂，一线医务人员被伤害事件层出不穷。仅2013年，我院就有14名医务人员受到伤害(其中骨折4例、颈脱2例、其它8例)，至今仍有2人没有恢复在家休息。另外，社会偏见与歧视仍然比较严重，从事精神卫生医疗工作不被社会理解和接受，社会地位和职业荣誉感过低。以上因素严重影响精神卫生从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医学专业的大学生招聘难，高技术人员引进更加困难。建议措施：提高精神卫生从业人员的待遇，吸引高端人才。精神卫生工作是高风险的职业，应该出台特殊政策，提高从业人员待遇，加强职业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高端人才从事精神卫生工作，保持精神卫生人才队伍的稳定性。三是《精神卫生法》缺乏实施细则。《精神卫生法》缺乏配套实施细则，尤其是对于一些非自愿住院治疗和强制医疗的患者送、诊、治、出等问题环节及对监护人和监护单位拒绝履行监护义务的惩戒措施没有明确规定。在临床实践中，精神卫生机构处于被动地位。目前，我院仍有56例患者，因家属拒绝接收或无能力接收而长期住院治疗。建议措施：出台《精神卫生法》实施细则。针对住院患者的送、诊、治、出等环节应出台实施细则，尤其是强制治疗的患者，应出台强制治疗的管理办法。四是严重肇事肇祸精神病患者强制医疗问题亟待解决。我院2013年曾收治一例严重肇事肇祸患者，先后杀死4人，重伤4人，经法院判决强制住院治疗。我院不具备强制医疗环境，缺乏强制治疗措施和监控环境，医务人员和其他患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承受极大医疗、护理难度及心理压力。辽宁省仅有沈阳市和大连市有公安系统安康医院，且都是属地化管理，不接收外地患者。迫于政府的压力，我们接收住院治疗。建议措施：指定强制治疗医疗机构，规范强制治疗医疗服务。建议建设定点医疗机构或科室，国家出台相应的建设标准，定点单位或科室全额拨款，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五是《精神卫生法》的社会知晓率比较低。除精神卫生人员外，其他部门人员，尤其是人民群众对精神卫生法的知晓率仍然比较低，具体体现在社会偏见与歧视仍然比较严重，政府部门对精神卫生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建议措施：加强《精神卫生法》宣传，营造良好精神卫生工作氛围。张文康主任听了汇报后深表理解，他说：精神卫生工作确实风险大、待遇低、工作环境艰苦，又不被大众理解，但你们仍然坚持，非常辛苦，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和关心。我向辛勤工作在精神卫生战线上的同志们表示深深的敬意。精神卫生工作很重要，精神卫生问题是重要的和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及社会问题。精神病人长期治疗、服药和护理，对家庭、对社会均有沉重的经济负担。精神病人杀人、致残等肇事肇祸行为，也给精神卫生医护人员造成极大的风险和压力。我们党和政府非常关注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花了26年出台一部法律，完善需要时间和过程，需要卫计委、公安、民政、社保、综治等多部门协同配合，才能保证实施。相信随着国家财政的不断改善，会改善大家的待遇问题。我们也要努力培养一支忠诚于国家精神卫生防治的队伍，希望大家要热爱职业、精通业务、有所作为，赢得更多尊重。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法，贯彻法，宣传法，大大推进国家精神卫生防治工作。我们会和大家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座谈结束后，调研组到医院门诊、病房等处实地调研。与基层医护人员及患者深入交流，了解基层疾苦和心声，掌握更多更真实的信息。调研组还到开原维康卫生服务中心和开原光明派出所调研。

2014年5月21日，本溪市康宁医院刚占伟院长带队一行九人来到我们省精神卫生中心参观学习。王哲院长等领导班子成员热情陪同客人到门诊、医技及病房等处进行了参观。   在座谈会上，王院长用多媒体介绍了医院的历史、发展现状及未来规划。刚院长也简要介绍了自家医院的服务理念和医疗情况。双方就精神专科医院的发展前景及如何解决发展中的瓶颈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表示要加强沟通，互相学习，共促辽宁精神卫生服务能力的提升和精神专科医院的快速发展。

5月12日是我国法定“防灾减灾日”，防灾救灾不是口号，付诸行动最为重要。省精卫中心按照省卫生计生委的要求，在10-16日进行了“防灾减灾知识宣传周”活动。认真把“宣传、排查、演练、应急”落到实处，医院制订了防灾减灾应急预案，进行了灾难风险隐患大排查，组织了火灾逃生演练，并利用多媒体、网站、报纸、微信等手段积极宣传。教育员工“灾前的预防比灾后的救援更人道，拒绝灾害，远离伤痛”   

伴随着抑郁症出现的睡眠紊乱或者其他生理节奏混乱，有可能对大脑产生影响。关于大脑基因活性的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的日常生物钟可能是紊乱的。这项研究结果刊登在5月13日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相当令人吃惊。”特拉维夫大学研究生物周期节律的生理学家NogaKronfeld-Schor说，“我们已经有一些间接证据，但这确实说明了生物钟紊乱和抑郁症有联系。”对于哺乳动物，诸如睡觉、激素代谢以及饮食方式这些日常节律，都遵循着大脑中的主时钟，而主时钟的节奏由部分基因以及昼夜交替来维持。主时钟也可以和大脑或身体其他部位的时钟不同步。密歇根大学的统计遗传学家李军(音译)说，这种不同步，会产生例如时差感这样的身体不适。抑郁症患者通常还会有生理节奏的紊乱。但是造成紊乱的分子和细胞机制尚未确定。李教授和他的同事采用了一组相当不寻常的样本——34位抑郁症患者和55位非抑郁症者死亡后的大脑。李教授说，这些人都是死于突发性原因，比如心脏病或者自杀，他们的大脑都是立即被冻存起来的。在计算出死者的死亡时间与日出时间的差值后，研究小组收集并研究了六个脑区的12000条基因打开的活性记录。李军指出，非抑郁症者的基因活性记录都是有规律可循的，有些死者的基因活性在日出时达到顶峰，其余的则在正午达到峰值;而抑郁症患者的基因活性似乎与时间无联系，也不可预测。这项研究没有证明到底是抑郁症导致了昼夜节律的紊乱，还是昼夜节律混乱导致了抑郁症，但加州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傅?惠表示，它证实了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也可能对受到影响的生理过程展开进一步的研究。研究中分析的大脑只研究了基因活动的一个时间点，那就是死亡的时候。昼夜节律的研究人员通常只对死者大脑在24小时内的表现进行测试。但这个方法适用于采样血细胞，并不适用于大脑。傅教授说，大脑数据采集于几所大学，包括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脑库，数据虽不完美，但还是令人印象深刻。“这组数据非常可靠，”傅教授说，“至于要收集30至50个大脑样本?光是采集血液或颊上皮细胞就够难的了。”

据英国媒体报道，近日英国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可以预测产后抑郁的新型基因检测技术。女性仅需花费10英镑，即可检测出基因是否存在产后抑郁易感相关的缺陷，并在早期接受针对性的干预。这项新技术基于华威大学的Grammatopoulos教授及其团队所开展的一项研究，该研究已发表于《精神病学研究杂志》(JPsychiatrRes,2013May30)。这项针对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的研究共招募了200名女性。研究发现，两处与应激相关的基因缺陷可能使产后抑郁的风险增加3-5倍以上，这种基因缺陷可能导致人体在怀孕后不能维持正常的激素平衡，进而触发产后抑郁。Grammatopoulos正致力于将这项检测用于产前诊断。如果大规模使用，这项检查的费用将低于10英镑，且当天就可得到检查结果;若经第二次检查确认产后抑郁的诊断，母亲将在婴儿出生后得到更多实际的帮助，并鼓励她们参加运动以对抗产后抑郁。研究人员表示，这将给孕期妇女的卫生保健带来革命性的改变。作为主要研究者，Grammatopoulos指出：“有证据表明，早期预测产后抑郁发生的风险是至关重要的。你可以对她们进行针对性地治疗，或者提出建议来阻止疾病的发生。对于绝大部分病例而言，产后抑郁是可以预防的。”产后抑郁困扰着七分之一的新母亲，但此前始终没有早期预测该病的可靠方法，这些可怜的母亲只有在易怒、食欲减退、悲伤或者无力感等抑郁症状变得相当严重时才能得到帮助。有研究证明，产后抑郁与双相障碍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产后抑郁尚可造成母亲与子女之间的情感疏离，而子女在幼年缺乏关爱同样会增加日后发生情感障碍的风险。在极端的病例中，病重的母亲甚至将她们自己的孩子从高楼上抛下，然后自杀。SSRIs类药物也许是其中一种治疗选择，其副作用相对较小，但并非完全没有风险。这项世界首创的检查将在五年内普及到全世界，但针对产后抑郁的防治，还有更多工作要做。

最近一项发表于《情感障碍杂志》(JAffectDisord,Availableonline20June2013)的研究称，与单相抑郁相比，“激活综合征”(activationsyndrome)在双相抑郁患者中显著多见。研究结果提示，抑郁伴“激活综合症”应高度怀疑双相障碍的诊断可能。根据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意见，“激活综合征”包括以下一组症状：焦虑、激越、惊恐发作、失眠、易激惹性升高、敌意、侵略性、冲动、静坐不能等。一般认为，这组症状可能提示抗抑郁药物治疗中较高的自杀风险。来自日本厚生连高冈医院的MinoruTakeshima和十全医院的TakashiOka开展了本研究。他们共招募了46名双相障碍II型及双相障碍未特定患者，其中52.2%存在“激活综合征”;而在罹患重性抑郁发作的111名患者中，这一数字为13.5%。经多变量分析，有两个变量与激活综合征独立相关，而双相障碍诊断即为其中之一，似然性值增加3.27倍。另一个显著相关的独立变量为抑郁混合状态，该变量将激活综合征的可能性提高4.13倍。研究者注意到，在试图自杀的重性抑郁患者及双相障碍患者中，抑郁混合状态几乎同样常见。研究者指出：“‘激活综合征’的定义较为宽松，且基于临床印象而非临床证据。将接受抗抑郁剂治疗过程中的一组异质性如此之强的症状和双相联系在一起，可能会有人持怀疑态度。”然而他们同时强调，在他们的研究中，“两者确实存在明确的联系。”“根据最近发布的双相障碍用药建议，抗抑郁药不应用于双相混合状态患者，”研究者称，“我们对此表示认同。结合本项研究结果，我们认为抗抑郁剂应避免用于单相及双相抑郁诊断均不能排除的抑郁混合状态。”研究者称，这项关于“激活综合征”的发现可促使临床医师重新审视潜在双相障碍诊断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