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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卵管堵塞是一种影响女性生育能力的常见情况。输卵管是连接卵巢和子宫的管道，它负责将卵子从卵巢输送到子宫进行受精和妊娠。当输卵管出现堵塞时，卵子无法顺利通过管道，导致受孕困难或不可能。输卵管堵塞的症状因人而异，有些女性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而另一些女性可能会出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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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精神心理科哪个医院好？北京德胜门中医院本着"以人为本、医德为先、服务于民、回报社会"的办院宗旨，一直致力于发展公益事业，坚持"治好每一位患者，让每一位患者满意"的服务原则，施行严谨、敬业、专业的品质，完善自身，以好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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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25日，盛夏的北京骄阳似火，再炎热的天气也不能阻挡全国妇产科人奔赴北京协和医院的脚步。2004年以来，每年此时都会召开妇产科界的盛会——妇产科学新进展学术大会（华润会议），今年恰逢会议创办10周年，吸引了来自全国近400位医师参与。会议的举办得到了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受到同行们的极大好评。 会议由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办，历时3天，根据医疗行业形势及妇产科前沿技术，就“医学论、医学观”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体现了主办方“关注医学进展、注重人文关怀”的理念，对妇产科学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全方位、深层次、多角度的交流。会议以专题讲座、学术讨论、专家面对面、手术演示及病例讨论等多种形式进行学术交流，展示了妇产科领域近年来国内外的新进展，总结和分享了妇产科主要疾病诊治的丰富经验和研究成果，因而吸引了广大医师和学者。 赵玉沛院长出席开幕式并讲话。赵院长指出，协和医院妇产科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在林巧稚精神的感召下，妇产科取得了长足发展，是公认的业界标杆。他代表院领导班子预祝第十届妇产科学新进展学术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开幕式结束后，曹雪涛院士、曾益新院士、郎景和院士、沈铿教授和潘凌亚教授等从医学论和医学观的视角发表了各自的观点。曹雪涛院士从肿瘤免疫与基因治疗方面入手，讲述了院士眼中的医学科学发展观。曾益新院士从恶性肿瘤的发病机理和抗癌药物研究方面对转化医学提出了展望，给大家传递了医学转化论的概念。两位院士都希望能与协和妇产科实现多学科协作，充分发挥多方优势，利用转化医学的平台做出更多的成果。郎景和院士以“医学人文观”为题，从医学的人文本源说起，谈到疾病的诊治原则，医学的局限性和风险性，最后对医学的人性化、医生的价值观提出了思考。沈铿教授从价值医学论角度和大家分享了妇科恶性肿瘤诊治的原则。潘凌亚教授则从整体医学概念破题，和大家一同学习什么是“医学整合论”。 两天的会议内容涵盖了普通妇科、产科、妇科恶性肿瘤、妇科内分泌和计划生育专业组的内容，由北京协和医院多名教授介绍了各个领域的新进展，以及如何在妇产科手术中减小损伤、保留生育功能等，体现了协和妇产科医生的人文情怀。 “专家面对面”环节将会议推向了高潮，台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妇产科同仁自由地向台上任何一位专家提问。有请教诊断技术的，有交流治疗经验的，甚至本院科内教授也就某些疾病诊疗的观点展开激辩。台上台下的热烈互动展现了医学工作者的认真和严谨。在华润会议上，没有地区差异、没有职称之别，只有对知识和科学的追求。 本届会议还运用了3D手术视频这一先进技术，体现了新技术在医疗、教学和科研中的优势，该应用必将造福人类，同时也必然带来妇科手术的飞跃式发展。 十年一贯，华润会议代表着全国妇产科的顶尖水平，代表着协和人的坚持、勤劳和创新。一个十年过去了，协和妇产科将继续努力，让协和的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精神代代相传。

1929年的夏天，北京协和医院,一个婴儿呱呱坠地，在一张洁白的道林纸上留下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足迹。此后，他用这双脚自豪而不无艰辛地走过了85年，有过少年意气，有过青年梦想；刻苦地学习过，忘我地奉献过；床旁细心观察，伏案辛勤写作，海外各国游学；探索了医学奥秘，收治了疑难杂症，指导了学生晚辈，战胜了自己的顽疾。上进、成功、失落、奋起，终于有一天他再也走不动了，他累了，他真的很累了，他回到出生之地，收住匆匆脚步，安静地度过了人生最后时光。他,就是“协和之子”张之南。 进入协和 张之南大夫是协和培养出来的着名血液病专家，也是一位高水平的内科医生。1946年他考入燕京大学（现在的北京大学）接受医学预科教育，除了数、理、化等自然科学课程，还选修了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这对他以后的学医、行医、为人有着深远影响。他勤奋好学，广记博览，中英文俱佳，在预科的一次考试中既要背诵古文“桃花源记”，还需译成英文，结果他取得高分。这期间打下的国学功底也为他日后实行中、西医结合奠定了基础。1949年他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195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曾短期在军队医院工作，1957年被张孝骞主任召回北京协和医院，成为内科的一员。 大医之铸成 对待临床医生这一本职工作，张之南大夫精益求精。看他书写的病历，内容详实，文字考究，字迹工整；听他询问病史，语调温和，既全面又有重点。他做体格检查的基本功过硬，很少遗漏，深得各级医师的信任。病房查房时对任何患者的诊断都不会掉以轻心，一定要寻找足够的证据，经过鉴别，才下结论。这种严谨、科学的态度反映在他于1992年主编的《血液病的诊断及疗效标准》一书中，那时各种《指南》、《共识》尚未流行。在给病人制定治疗方案时，他提倡“有效、便宜、副作用小”，反对追求进口、昂贵、无明显益处的药物，这一点至今仍然是协和血液科医生的处方原则。虽有“保守”之嫌，但守住了病人的安全。 “注重临床”是协和的传统，张之南大夫深知此点。他十分丰富的临床经验，来自对医生这一职业的全身心投入。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医院里高年资医师被停职批判，住院医生、实习大夫则热衷于“运动”，造成病房医生奇缺。作为主治医师的张之南大夫、陈敏章大夫和另一位住院医生，三个人包了一个三十多张床病房的医疗任务，没日没夜，干了一年多。一次夜间，他与陈敏章两个人同时抢救三位需要心肺复苏的病人，那时没有ICU! 日后他回顾这段经历，感慨地说：获得临床经验就是需要这样的付出！ 现代医学之父奥斯勒医生说过：“行医而不读书，等于出海而没有航海图。”这表明掌握医学信息多么重要。张大夫自幼学习勤奋，中英文阅读速度都很快，记忆力好，使得他能够紧跟国内外的医学进展。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位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周姓患者腹腔内大出血，但出现周身皮肤瘀斑，全血细胞下降，继而肾功能衰竭，血压下降，输血无效。张大夫参加了会诊，认为这不是单纯腹腔出血所致，连夜查阅文献后提出：是否为国外最近报导的DIC(弥漫性血管内凝血)？遂行有关的实验室检查，结果符合这一诊断。此综合征的处理当时没有一致意见，张大夫大胆地根据中医的辩证论治，“止血”与“活血”并用，患者转危为安。20年后这位患者见到我，仍念念不忘张之南大夫的救命之恩，佩服其高超医术。 时至七十年代后期，他开始专注于贫血的诊断与治疗，尤其是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PNH）。这是一种少见的、非肿瘤性的克隆性疾病，以贫血和酱油色尿为主要表现，极易误诊，而且难治。他几乎花费了30年的时间，探讨此病的发病机制，改进实验诊断的方法，研究它与常见的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关系，力图找到有效的药物，所获成绩显着，多次得奖，在国内外发表上百篇的有关文章和着作，是公认的这一领域的权威。他最大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研发出能治愈此病的药物和手段。为此，他组织了一支精干的队伍，基础、临床、检验和中医相结合，长期随访六、七十例患者，在没有电脑和手机的时代，全凭门诊和信访，实属不易；而且张大夫等经常自掏腰包，为贫穷患者买药，或免费赠送试验药物，感动了很多病人。“患者第一”的理念深植在他的心中。 良师益友 1968年，那场以“文化”为名的动乱已过狂热期，学校里的年轻人开始为将来的命运着想，复课闹“革命”。当时协和医大四年级的那个班(我在其中)以3个月的时间速成了原本需要两年的临床基础课，接下来要进入临床学习。一天，班长领着一位又高又瘦、笑容亲切温和的中年大夫来到教室说：“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核心小组从协和医院内科血液组请来的张之南大夫，带领我们的临床实习。”同学们议论开了，“嗬！个子不矮，准会打篮球。”“不，他踢足球，左边锋。”“哪儿毕业的？”“协和，54年的，得过金钥匙呢！”“听说临床特棒，他检查过的病人张孝骞都不用再看”。此后，张之南大夫就成了我们60名同学的临床启蒙老师。他以特有的灵活与细心，为我们安排了六个月的科室轮转计划，内、外、妇、儿、神、五官、中医，一样不少，因为他知道这些年轻人即将走出校门，独挡一面，为了病人的安危，为了“协和”的声誉，必须给他们基本的知识与技能。要完成这一特殊计划极为困难，除了时间紧迫，还因教学秩序已乱，教师队伍解散，所需要的授课老师和临床带教的医生全靠张之南老师凭着“人脉关系”逐一请到，如林巧稚、吴蔚然、罗慰慈、罗会元、陈敏章和白耀等，还有阜外医院的蔡如升、陈星正和儿童医院胡亚美等。此举在当时毫无名利可言，纯属自愿，但数十年后，他收获了这60名医生的感激与尊敬。 张之南大夫是我国实行研究生制度后的首批医学博士生导师，在他的履历中自述培养出10名博士，但实际上，协和医院血液科先后培养出的数十名博士、硕士，几乎都接受过他的熏陶，其它专业、其它单位的同道也多次邀请他联合招收、指导研究生。他并不在意导师的名声或利益，愿意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的知识、观点和经验。在他的晚年，因健康原因不再到医院来，但年轻的医生、学生都喜欢到他家里拜访他，求教他，有时不约而同、接踵而至，围坐在南纬路他家的小房间里，俨然一个医学青年沙龙。有不少人告诉我：与张大夫的谈话真是一种享受，每次都有收获。也许是经常与学生接触，他的心理总保持一种“年青态”，得以从青年人那里获取信息和创意，使自己与时俱进。1999年，内科年轻的医师们创办了一个内部刊物《协和内科临床》，意欲聘请张大夫担任名誉主编，又担心以他老人家的声誉和地位，会看不上这“三无”的头衔（无钱、无名、无权），没想到他欣然同意，并不顾身体虚弱，亲自来参加第一次编委会。后来他每月收到这本杂志，都会细读，从中收集到不少精彩病例，在一篇“论述疑难病诊断思维”的报告中多有引用。 学者风范 张之南大夫是学者型的医生，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他的一生，孜孜前行，攀爬知识的高峰。为了研究PNH，七十年代，他掌握了蛋白质与生物膜的理论；八十年代，他跟上了免疫学发展的潮流；九十年代，他密切关注细胞生物学和干细胞的应用；21世纪，他力促将转化医学引入PNH的治疗研究。他专注执着、心无旁骛地钻研学问。作为学者，他很讲求思维方法，在临床实践方面他总结了疾病诊断的思维，特别是内科疑难病的诊断思路；在临床研究方面，他更是详细地论述过如何立题、如何积累临床资料以及怎样作出正确结论等。这些内容都收集在他晚年出版的《从业与治学》一书中。其实，学者不仅要有学问，更要有品格，有风度。学者不应自恃学问而盛气凌人，否则便成“学霸”；学者更不可为获名利剽窃作假，那是“学贼”。张之南大夫对此类行为十分反感，他作学问认真、严谨，做人谦和、正派，乃真学者也！ 感恩情怀 1978年张大夫患了胃癌，国家和协和医院为他提供了最好的医疗条件，手术之后肿瘤再没有复发，但留下慢性营养不良的后遗症，定期要作胃肠道内、外的高营养治疗，费用颇高。这个意外，当然对他是沉重打击，他纠结了很久，终于走出失落的阴影，重新振作起来。当他体力得到恢复，就一如既往地投入他热爱的医学事业中，担任了十年血液科主任。此时他的生命又有了一层新的含义：感恩国家，报效协和。每当看到他参加院校专家委员会时端坐桌前的身影，听到他以沙哑的声音提出有关学校、医院发展大计的意见，读到他为协和院史亲自述说或书写的详细资料，见到他带着鼻饲管为研究生作科研方法报告，任何人都能感觉到：他要在有限余生，倾全身之力，作更多贡献，以报答国家的救命之恩，回馈协和的培育之情！ 张大夫，虽然您离别了协和，但这里定会流传有关您的传说！愿您一路走好！ 

8月16日凌晨一点，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隆云副教授作为中国援非救治埃博拉医疗队首批9名队员之一，从首都国际机场T2航站楼出发，前往非洲几内亚，执行紧急赴非洲3国开展埃博拉出血热救治任务，预计停留时间一个月。 “一听到消息，我就知道，这个事情必须做。” 8月11日下午，正在急诊会诊病人的隆云副教授接到了刘大为主任的电话，请他迅速回科。当他赶回科里时，发现几位业务骨干都已到场。 刘大为主任随即向大家说明了情况。国家卫生计生委指示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派出一名副高以上职称医师，前往非洲救治埃博拉出血热患者。在场几人立即表态，愿意承担这项任务。 “每次国家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总是冲锋在前。这是由我们的专业性质决定的，也体现了国家对我们的信任。所以一听到消息，我就知道，这个事情必须做。” 妻子说，“我总是最后一个被通知的人！” 北京协和医院上报国家卫生计生委的名单共有5名成员，重症医学科一医两护、内科ICU一医一护。几天过去了，关于医疗队出发的消息传来很多，但在协和医院里，一切都是静悄悄的，除了心里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外，他们的查房、会诊工作一切照旧，丝毫未受影响。 隆云的妻子也是ICU的医生，这段时间正带着他们8岁的孩子回老家探亲。直到周四晚上，隆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这才给妻子拨通了电话。 得知爱人明天就要出发了，妻子虽然很理解他的行为，但还是表达了内心的忐忑，一天来不断地来电话，嘱咐这嘱咐那。隆云也给远在四川老家的父母去了电话，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我去非洲一段时间啊”。老人缓了一日才回过味儿，连忙打电话过来，隆云却不再接了。 “我知道他们要说什么。”隆云哈哈一笑。老人家的殷殷嘱咐之情，只能变成一条条的平安短信，在四川与北京的空中飞舞。 “专业知识做保障，我相信能保证安全” 埃博拉出血热之所以“闻者色变”，主要还是因为其传播源、传播途径尚未明确。有人说是接触传染，有人说是空气传播，令人防不胜防。“但不管是什么传播途径，病毒的传播总归需要载体。从专业上考虑，只要我们把防护做好，就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 近十多年来，隆云先后参与过SARS、甲流、禽流感等烈性传染病的一线救治工作，算得上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发挥他在临床上的突出能力和丰富应对经验，对当地的流行病防控和危重患者诊治起到指导作用，正是他此行的任务和使命。 出发前一天仍坚持查房 8月15日早上7:30，他依然出现在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的病房里，与往常一样，完成了早查房。10点钟左右，他开始和科内同事交接工作。中午，他回家简单收拾了一下个人物品，下午又返回病房，查了一圈他的病人。19:30分，他从协和医院出发，前往首都机场。 在此之前，他已经多次受国家卫生计生委指派参加突发事件的紧急救援工作，包括温州动车相撞事件、四川雅安地震、山东淄博火车撞车事件、安徽阜阳手足口病疫情爆发、山东枣庄矿难等。而他所在的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曾经在2003年的抗击SARS动用全科八成的人手接管了建在中日友好医院的非典重症监护病房，承担其中20张ICU病床的危重病人抢救工作。 隆云副教授安全登机后，其他4位医疗队队员也已做好准备，随时听候国家的召唤。 

7月23日，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课题“中国风湿免疫病人群活动性结核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治疗效果及预后研究”（Epidemiological Study and Therapeutic Evaluation of Rheumatic Patients with Tuberculosis, ETHERTB）课题启动会在我院学术会堂报告厅举行。 受邀参加本次会议的有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教司重大专项处邢若奇处长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研究所所长、结核领域病原专家组组长金奇教授。我院张抒扬副院长、内科学系主任张奉春教授、感染内科前任主任邓国华教授、风湿免疫科主任曾小峰教授、风湿免疫科副主任赵岩教授、科研处黄辉副处长、财务处王爱青副处长以及12家课题分中心负责人出席本次启动会。会议由该项目负责人、感染内科副主任刘晓清教授主持。 张抒扬副院长在欢迎辞中讲到，该课题研究人群为风湿免疫病患者，是一组特殊的人群，为我国结核病的防治提出了一个新的艰巨任务，课题意义重大，利国利民。同时，本课题依托全国排名第一的风湿免疫科，通过与感染内科共同合作，组建了非常优秀的团队，为课题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此外，张院长表示，医院及科研管理部门将全力做好项目的协调、管理和服务工作，希望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在风湿免疫科、感染内科以及各参加单位的共同努力下，集中力量、集中精力做好该项目。同时，希望项目终期考核时能够实现科技的创新及转化医学的应用，对该领域及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提供重要的基础数据。 随后，邢若奇处长首先提出传染病专项的主要目标，即降低“三病两率”和提升新发突发传染病应急处置能力。结核病防治作为近年来的弱势项目亟需加强，希望有更多的研究人员和医务人员加入到研究团队中。邢处长指出，我国目前缺乏风湿免疫病人群结核患病率、发病率的流行病学基线数据，该课题做了很好的补充，希望能够探索更加完善的治疗方案，建立示范区，以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此外，邢处长表示，国家近年来对项目的科研管理、经费管理、成果产出和伦理等方面均有较严格的规定，希望大家认真学习，顺利通过终期审核。 金奇所长还指出，在未来可预见的10-20年，不对结核病预防性疫苗抱有希望，在治疗上近50年基本无新药。此外，目前结核发现率低，治疗率低，多耐药比例高。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数据显示，每年新发病人可达100多万。这些问题导致结核疫情及面临的防控形势非常严峻。因此，希望通过重大专项的实施推动我国结核病的防控和防治。本项目依托强大的团队，希望能够达到三个方面的成果：第一，建立风湿免疫病人群结核患病率和发病率的基线；第二，探索风湿免疫病合并结核患者新的治疗方案；第三，示范推广经验。 刘晓清主任介绍了本项目的总体目标及技术路线、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考核指标、年度计划及目标等。刘主任强调，各分中心要先做预实验，经感染科、风湿免疫科、流行病学专家及总中心讨论后，方可进行正式招募。张奉春主任和曾小峰主任均指出该课题意义重大，表示一定群策群力，努力把课题做好。 科研处黄辉副处长、财务处王爱青副处长分别从项目总体要求、项目管理依据、财务管理、生物安全管理、成果管理以及结题验收几个方面向大家介绍了具体要求。 最后，刘晓清主任介绍了项目的任务计划，各分中心分别对科室规模、构成、年度计划等做了介绍，并就一些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问题进行了讨论。 我国是结核病大国，每年新发病例100多万。我国每年新发结核病100多万，而风湿免疫病近年来在我国也是一个庞大的人群。该人群由于自身存在免疫功能紊乱及免疫功能低下等缺陷，是结核的易感人群。而我国目前缺失这部分人群结核感染的流行病学基线数据，也无风湿免疫病人群结核规范治疗的相应指南，因此，该项目将填补中国乃至世界上这方面的空白，具有重大意义。 该课题由我院作为总牵头单位，发挥协和在风湿病与结核病方面的优势，联合全国其它12家大型三甲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系等协同攻关，为今后多学科合作提供了很好范例。